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从认识到行动

Regina Rabinovich管理着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传染病方面超过10亿美元的成批赠款。她与Sarah Cumberland就全球卫生工作方面的挑战与成功进行了交谈。

《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11;89:400–401.
doi:10.2471/BLT.11.030611

Regina Rabinovich女士
承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允许

Regina Rabinovich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卫生规划的传染病部主任。在2003年Rabinovich加入基金会之前,她曾供职于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多个疫苗开发职位。

1999年,Rabinovich成为适宜卫生技术规划疟疾疫苗倡议的主任,该项目由基金会资助以推进在疟疾疫苗开发方面的投入。她拥有南伊利诺斯大学医学学位和位于查佩尔希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问:要利用有限资金应对全世界众多的公共卫生挑战,盖茨基金会如何决定资金的分配?

答:盖茨[基金会]会选取一个问题,无论是疟疾、肺炎还是艾滋病毒,然后开展一个相当长的战略进程以发现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会查看合作伙伴是谁,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干预以便产生最大的效果。有时候,可能要进行数月的磋商才会明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做什么,以及基金会应做些什么以协助达到这些目标。在资助和不资助哪些项目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艰难抉择。

问:关于基金会与现有项目的合作,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一名妇女在布基纳法索接种A型脑膜炎疫苗
世卫组织/R Barry
2010年12月,一名妇女在布基纳法索接种A型脑膜炎疫苗。

答:基金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在中国,与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合作。十年前,他们开发出一种乙型脑炎疫苗。虽然那时已有多种疫苗可用,但这种是单剂减毒活疫苗,其安全性已得到证实,且适合发展中国家使用。那时,公司已开始生产并出口这些疫苗,但需要得到帮助,准备疫苗的临床数据,以通过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这样才能使儿童基金会和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购买和使用。盖茨在这时候参与进来并资助研究,以增加临床文件并壮大公司的生产工艺。我们站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肩膀上,十年前,是它们对初期研究进行了投资。同其他多种情况一样,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所有的项目都由许多人所拥有。我们是一个赠款组织。虽然工作辛苦,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做。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工作!

问:如果盖茨基金会实际上没做什么,那么它在何种程度上“做主”?你们的合作伙伴在项目决策和开展他们认为合适的项目方面,有多大的独立性?

答:作为一家赠款组织,我们不执行项目。我们没有实验室——学术界和公司有。我们不采购商品——儿童基金会和各个国家采购。我们不提供疫苗——国家提供。我们不为国家制定政策——世卫组织制定。但是,与其他捐助方相比,我们更深入地参与方案制定、交付和时间表协商、资源分配适当性的保障。我们希望这些参与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全球卫生涉及众多学科,我们可以将合作伙伴召集起来组成新的联盟。诚然,这样会造成一些紧张状况,但附加值的提供则取决于我们的工作人员。长远来看,我们应当由资金投入的结果来得到评判。

问:基金会是否资助过没有获得成功的项目?

答:我们的确试图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也是我们年度战略和规划审查流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让我说清楚,失败并不一定是缺少成功。我们的投资带有风险性,是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回报。

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如何看待全球卫生的演变?

答:人们的兴趣确实在骤增,基础研究员们开始将学术界与全球卫生科技联系起来。未来还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参与者。例如,不仅要有来自公共卫生学院的,还要有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具有管理和财务经验的人,以及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目前我们在全球卫生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不仅需要科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其他所有学科以便能够实施对现场有影响的解决方案。我们还看到制药业的积极参与,包括那些认识到自身在满足全球需求方面,具有产出解决方案和扩大规模职责的高质量大生产商的扩张。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药物的供应、新的结核病组合药物疗法以及大规模的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的生产。回头看看1995年时的状况,我们已见证了一场全球卫生的革命。

问:兴趣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们可以将这些对全球卫生的兴趣部分归因于信息技术的发展。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廷巴克图发生了什么事。但今天,你却可以与那里的人们召开视频会议,你可以将信息“微博”到全世界。技术使我们能够与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产生直接的视觉接触。这就使公民,尤其是在美国,在整体上对世界有了一个更好的认识。我刚开始与人们谈论疟疾时,听说每年有一百万儿童死于这一疾病,他们都被吓坏了。因为这里(美国)已经没有疟疾,他们就以为它已经被消除了。还有人以为有可用的疫苗,或者,这是一种罕见的热带疾病。传染病社区之外的人们不仅对于它有如此大的影响毫无概念,而且也不知道它是可防可治的。当你能够为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时,人们就会认为被赋予了参与的权利。

问:赋权是盖茨基金会哲学的一部分吗?

答:这可以追溯到基金会如何形成的根源:比尔及梅琳达•盖茨读到有关他们的孩子能够获取的轮状病毒疫苗的内容。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最贫穷、死亡率更高的那些儿童却无法获得这种疫苗。基金会的许多工作就是时间问题,就是要在正确的时间进入状态。我们没有开发原来那些轮状病毒或肺炎球菌疫苗,那些工具早已存在。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和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被用于对抗疟疾之前许多年,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些手段有效性的数据。真正需要的,就是支持政府政策和使其在国家层面上具有执行可行性的资金。

问:过去,你的工作主要是疫苗开发和实施。你认为这一领域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答:10年前,全世界的免疫规划正处于日益衰弱的阶段。常规免疫覆盖率下降,最贫穷的那些国家无法采用B型流感嗜血杆菌、肺炎球菌和轮状病毒疫苗等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采用的新型疫苗。那时候我们看到免疫接种覆盖上的分歧:疫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恰好是疫苗作用最大的地区。今天,国家采用计划能够得以执行是资金增加的结果,它直接影响到婴儿死亡率的改善。当然,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在常规免疫方面,麻疹承担起成为警兆的不幸角色——我们要很快明白,我们已经落后了。如果两剂治疗方案的人口覆盖率不够高,麻疹疫情就是可以预料到的。

问:那些高收入国家不常见疾病的疫苗呢?

答:我们面临的另外一项挑战就是为主要发生在贫穷国家的疾病开发和提供疫苗。例如,萨赫勒地区流行性脑炎和流行性脑膜炎,甚至是黄热病等老疫苗的持续供应。由于这些疾病常常以流行病形式出现,虽然流行期之间的持续免疫接种很有挑战性,但他们通常比国家本地流行更加重要。由世卫组织—适宜卫生技术规划伙伴关系开发的A型脑膜炎疫苗,就是为应对国家需求而进行产品开发的范例。

问:你把A型脑膜炎项目作为目前为止你事业上的一个亮点。为什么?

答:盖茨基金会于2001年开始资助这一项目。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过程:从作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协助组织计划(我还在适宜卫生技术规划时),与基金会协商项目预算,到加入这个小组,并于去年12月份在布吉纳法索启动项目。这一小组包括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TachiYamada [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规划主席]和布吉纳法索总统。那天,还有很多很多儿童也在场。项目的目标是在10天内为1岁至29岁的目标人群进行免疫接种,而项目在第八天就完成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国家如何组织起来共同决定最先在哪三个国家开展项目,因为一年内的疫苗供应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开始收到自项目启动以来几乎没有A型脑膜炎的数据。迄今为止,布基纳法索只有两例病例。当然,我们还需拭目以待,我们不想过早的宣布成功。这些国家的监测工作开展得很好,发现了其他类型的脑膜炎,但还没有在发生年度流行的地区发现A型脑膜炎。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一些健康方面的切实挑战,幸运的是,我们也有一些切实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