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干事办公厅

世卫组织总干事在医学研究院埃博拉研讨会上的讲话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博士

在医学研究院全球卫生治理研讨会上的演讲:世卫组织对疫情报告18个月以来的看法
英国伦敦

2015年9月1日

尊敬的各位专家,公共卫生界的同道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要感谢医学研究院组织这次研讨会,使这么多来自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代表汇聚一堂。我们需要共同探索一切路径,提高整个世界的疫情防范和应对能力。

我将向大家概述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弱点和缺点,简单介绍一些所有应对方面临的特定挑战,并探讨一些成功和挫折之处。

女士们、先生们,

我被要求讲述世卫组织自去年3月疫情得到报告以来的看法。我们的看法还要提前一些,进一步追溯到2013年12月在几内亚一处边远村庄出现首位病例以后的事情。

这一病毒在没有被发现,没有在各个雷达防线上出现的情况下流行了近三个月,起初被误诊为霍乱,随后又想到了拉沙热,后者是在非洲这个地方呈地方流行的一种病毒性出血热。

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一病毒也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流行了若干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暴发性势头。国家和国际应对落在了病毒后面,直到去年10月底才开始赶了上来。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没有一种全球治理制度可以管理无形之物。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所需的第一个核心能力就是具备“发现领土内所有地区与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超过预期水平的涉及疾病或死亡的事件”的能力。

可是,面对疾病早期症状十分类似这样的嘈杂背景时,平常遇有因疟疾、拉沙热、黄热病、伤寒、登革热和霍乱等疾病死亡的国家如何才能识别出不寻常事件?这是另一个妨碍早期发现和应对的根本性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国际卫生条例》并没有按照预想情况发挥作用。

在对《国际卫生条例》做出修订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疫情可能出现国际蔓延之前,从控制边境疫情蔓延的被动性工作方法转向可以及早发现事件并加以控制的主动性工作方法。

十多年来,有理由证明这一方向是正当的,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数百起疫情,这也包括埃博拉,极少甚至从未发生过国际传播。

然而,就像我们所学到的那样,这种主动方式仅在国家具备早期发现、及时报告并且作出应对的核心能力情况下才行得通。

具备这一能力十分重要,当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马里遇到首例输入性病例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很快找到了首位病例,发动了应急反应,完全阻止了后续传播,或者将其控制在仅有的20位病例之内。

世卫组织最近召集的专家组确定了《国际卫生条例》的三个主要弱点。

首先,在根据要求建设事件发现和应对核心能力方面不尽人意。《国际卫生条例》生效八年以来,尚不足三分之一的世卫组织会员国达到了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最低要求。

第二,许多国家采取了旅行和贸易限制等措施,这大大超出了去年八月突发事件委员会发布的临时建议。

第三个弱点就是除了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外,尚缺少一种针对卫生危险的正式警报等级。

上周我召集了一次审查委员会会议,对《国际卫生条例》在埃博拉疫情期间的实施情况作出评估,并就需要通过可能修订作出的近期和远期改变向我提出建议。这一建议将会纳入到世卫组织目前正在实施的多项改革之中。

我本人在指导变革工作,这包括建立一支全球卫生应急工作队,一个具有可以即刻转向高速运转的行动平台的全新应急规划,具体显示我们所说的“高速运转”的绩效基准,以及完成这些工作所需要的资金。

女士们、先生们,

回头来看,世卫组织对这次疫情的感觉就像是一次十分艰难的斗争,前进道路上遇到了很多障碍。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三个大类。

首先,几乎在卫生系统的每个层面都缺少国家发现和应对能力,此外,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运转不良。

第二,国际社会的防范和应对能力较弱,包括极为有限的激增能力。

第三,很多紧张情况出现在国家对在本国领土内发生的事加以治理的主权以及在共同威胁面前保持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方面。

像埃博拉这类疾病会使卫生系统能力的每一个缺陷暴露无遗,并会利用这类缺陷所留下的每一个机会。

在疫情开始阶段,三个国家每10万人口仅有一至两名医生。医院没有隔离病房,没有形成感染防控的文化,且时常没有电或者自来水。

数据收集系统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它较为零乱且依靠纸张,意在按月报告,而不是日报。该地区仅配备了一处实验室,用来诊断病毒性出血热。等待一周或者更长时间获得检测结果是常有的事。

即使有了移动实验室,所开展的服务经常人满为患。检测任务的积压留下了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缺口,这使疫情演变情况出现空白。数百名疑似或可能病例永远得不到检测。

人们对政府、卫生系统和工作人员不够信任,更愿意找传统治疗师治病。他们并不欢迎外部应对者队伍,往往会以粗暴的方式对他们的到来进行抵制。

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对诊断样本所采用的道路运输方式均较为原始,大大增加了到达治疗中心或者往返运送实验室样本和结果所需要的时间。

由于治疗病床极为短缺,患有疟疾等常见可治疗疾病的病人与病情很重的埃博拉病人呆在拥挤的机构内,被迫为了诊断结果等上一周甚至更长时间。这种条件大大抬高了感染风险。

国际社会也没有作出很好准备。虽然对埃博拉的了解已有近四十年时间,但以前并没有疫苗、医疗点快速诊断检测法或除支持性治疗以外的治疗办法。

由于埃博拉以前属于罕见病,这方面的技术专长供不应求。所有应对方都难以找到足够的富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和流行病学家。以前除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或者通过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派遣的人员外,没有任何临床工作队对埃博拉疫情有过响应。

许多机构和组织十分愿意提供帮助,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其自身使命和以往积累的工作经验。在埃博拉临床管理方面缺乏经验的队伍花了几个月才能开始工作。

有一段时间,无国界医生组织、世卫组织职员、善普施(Samaritans Purse)以及一些由世卫组织从乌干达雇佣的英勇工作队肩并肩地与三个国家的崇高卫生工作者独自工作。他们中间有500多人失去了生命。

除了缺乏技术专长之外,在向治疗中心配备人员时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不能为生病并且可能受到感染的卫生工作者提供转诊治疗。空中医学撤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一困难使若干国家无法派出医疗队。

随着病例发病数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没有人能够这样快速地去建设治疗机构。去年9月,无国界医生组织宣布其在利比里亚的能力已经不堪重负,并开始停收病人。

在国际上没有现成的商定程序,对最终前来的多个应对队伍活动开展协调。

在主权国家的权利和需要建立全球团结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由此带来的问题可能最难解决。

我给大家举几个我们在世卫组织遇到的案例。一支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工作队集结起来,装备完毕,并整装待发。政府却拒绝发放签证。

我们努力使世卫组织驻国办事处快速进入紧急状态,而一个国家政府却坚持对我经过挑选任命的人员进行审查和批准,这使我们的努力受挫。有些人在一开始就遭到拒绝,这就浪费掉了一些宝贵时间。

还有一种情况,一个国家政府突然决定仅报告确认病例,而不再报告世卫组织所要求的疑似和可能病例。这一决定使我们无法看到该国到底在发生什么。

已经写过不少三个国家的人口异常流动问题。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跨过漏洞百出的边境,而接触者追踪小组却不能随意进出。

许多国家采取了旅行限制措施,这使三个国家受到孤立,大大加重了其困难程度。若干航空公司暂停了前往西非的航班。这使急需的应急团队、设备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派送问题遭受了困难。

我要提醒大家,并不是卫生部决定封锁边境,撤消签证,或者禁止运送埃博拉病人的飞机飞越其领空或者着陆加油。

最后一个例子,世卫组织建议不采取某些极端控制措施,这是因为掌握的证据已强烈表明这类措施会起反作用。世卫组织只能提出建议,但我们不能施加干涉。没有任何外部当局能够对一个主权国家内发生的事发号施令。

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研讨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改进全球卫生设施在未来疫情和突发事件方面的抵御能力。在这方面,最后的一点看法可能会有帮助。

我们确实在努力攀登这一陡峭滑坡。

三个国家的总统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具有决定作用,这包括指挥和控制。

社区参与具有决定作用。发放信息和传单并不能赢得社区的合作。当社区有了理解并承认问题的存在,并且从自身社会和文化上找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才行。比如,在社区自行想出办法,将病人与健康人员分隔开来,这样的解决方案比由武装军事人员实施的隔离更为有效。

对三个国家和尼日利亚部署了32个实验室,诊断检测的速度和准确度最终与发达国家可做到的情况相差无几。多数实验室可在24小时以内得出结果。

在美国疾控中心、世卫组织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下,数据收集和报告工作得到大幅改进,但依然与理想情况存有差距。

在超出需求之前,治疗病床数的上升速度很快。世卫组织在利比里亚建设治疗中心时,制定了一个楼层计划原型,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病人和保健提供者的安全。这份楼层计划随后被英国和美国军事人员用来建造更多治疗中心。

为了减少协调无序以及有时不够恰当的支援所造成的某些混乱局面,我们对外国医疗队的资质和技能列出了一份清单并制定了一个登记簿。这样以来,下一次出现疫情时就可将需求与最适当的团队配对。这同时节省了时间。

在个体防护装备方面,专门就埃博拉制定了规格。世卫组织将生产厂家与最富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召集在一起,挑选可带来最大保护的最佳设计方案,同时使医生在气候炎热和潮湿情况下能够较为舒适地去工作。

我们的世界即将获得一种安全有效疫苗。我们已经对四种医疗点快速诊断法作了预认证。我们正在制定一份详细计划,拿出临床实验通用规程以及快速通道监管审批安排,以便在下一次遇到突发状况时加快新型医疗产品的研发。

在我们进入最后阶段,对最后的一些病例实施追踪并且阻断最后的传播链之际,世卫组织已经向三个国家的68个现场部署了近1000名工作人员。

疫情还没有结束,但已为期不远。

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在多个合作伙伴史无前例的合作之下取得的。仅仅举一个例子,实验室支持方面的协作就涉及到两大网络的19个机构和伙伴。

与此同时,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首长,不希望各位尊敬的听众会产生这个组织没有发挥出领导力这种印象。这确实是多数媒体报道的描写使人产生的印象。

我们在开始阶段慢了一些,但我们很快采取了矫正行动。这种变化创造了不少条件,使得多个国家和国际应对方能够充分发挥出各自优势。

女士们、先生们,

管理用来控制疾病迅速蔓延的全球制度是世卫组织的一项核心历史性责任。我们有很多经验,也有很多合作实验室和机构伙伴网络,在一些人人皆知的易于流行的疾病问题上他们参与进来并发挥了很好作用。

然而,这些财富并不足以处置一种突如其来的严重且持续发生的疾病事件。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需要共同探索用来提高这个世界疫情防范和应对能力的一切路径。

最后一点看法。在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秘书长之间已有非正式安排,为了解决某种紧急卫生问题可启动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的优势。

以往的触发因素包括来自H5N1禽流感、2009年流感大流行以及西非埃博拉疫情带来的威胁。

这些安排可以正式化。触发因素可以更加确切地得到界定,这样联合国的优势很快就可以参与进来。这是为加强全球卫生治理提出的一项建议,可以很快向前推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