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干事办公厅

世卫组织总干事在普林斯顿丰全球论坛上关于从埃博拉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发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博士

在爱尔兰都柏林普林斯顿丰全球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2015年11月2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全体教员和女校友,尊敬的发言者和讨论小组成员、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的代表,知名记者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荣幸在今天的听众面前发言,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和今天参与到我们中间的William Fung,他的慷慨解囊使这次活动成为可能。

你们要审视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获得的经验,探索与以往瘟疫相同的特征,同时展示现代瘟疫几个独特之处。

埃博拉并不是一种新的疾病。早先在现在属于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的疫情可追溯到1976年。本次疫情之前,埃博拉还是一种罕见病,大都局限于缺少陆路、航空或水运交通的与世隔绝的农村地区。

人们对这一疾病的许多方面知之甚少。以往在埃博拉处于赤道非洲的传统地理生息地发生过22起疫情,这些疫情通过可追溯到中世纪的隔离和检疫等措施得到了控制。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西非疫情的第二年头,这次疫情是史上发生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致死性最高且最为复杂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对这一疾病及其传播特征和临床特点的认知有了大幅改观。

世卫组织和所有其它应对方没有能够很快掌握的是埃博拉病毒的潜能,就是它在西非的表现与以往在赤道非洲存有很大不同。

在对未来疫情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方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总体结论。无法对新的和新出现的疾病作出可靠预测,但大型、严重和持续发生的疫情可通过足够的警惕、防备和快速发现与应对得到预防。

格言就是:作好准备,以防不测。不断的突变和适应是微生物世界中的存活机制。意想不到的情况总会出现。

这是埃博拉在西非首次露面。人们没有期望也没有怀疑会发生这一疾病。2013年12月几内亚出现了首位病例,该病毒在没有被发现,没有在各个雷达防线上出现的情况下流行了三个月。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最早病例同样被错失掉了。

这种发现较晚的境况使这一病毒在一开始就占据十分有力的位置,在疾病延伸到首都城市时,疫情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出现上升。国家和国际应对者直到去年10月才开始赶了上来。相关研究现已表明,发现较晚和干预迟缓助长了疫情规模。

女士们、先生们,

就警惕、防备和早期应对而言,现代瘟疫的背景极为重要,尤其是在一个在财富和国家基本能力方面存在显著不平等状况的世纪。

本节会议要审视在信息和通讯交流技术方面的进步所做贡献问题。这一技术在终结2003年SARS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SARS是21世纪出现的首个新的严重疾病。

SARS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瘟疫。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疫情期间实时沟通力量的理解。

一组统计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力量。世卫组织在2003年3月中旬利用互联网向世界发出警告,一种不明原因的新的致命性疾病正在高端城市医院里快速传播。全世界的媒体对这一信息做了广泛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其覆盖面。

三月份的警报对在中国、香港、河内、新加坡和多伦多出现的早期疫情提供了一个清晰分界线,所有疫情都很严重,通过国际航空旅客将病人输到了另外26个国家和领土。

三月警报之前已经发生疫情的地区占全球病例总数的98%以及总死亡数的79%。另有一些以高度警惕和防备为特点的地方能够防止疫情的进一步发展或者将其限制在几个病例之内。世卫组织在发出警告不到四个月就宣布疫情结束。

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演变背景就十分不同。SARS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高端医院环境出现的疾病,而埃博拉则是在地球上其中三个最为贫穷且准备最不充分的国家造成的死亡最重。所有这三个国家正处于多年的内战和动乱恢复之中,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重度贫困,政治历史混乱以及数个世纪之久的文化信仰和传统对快速控制形成了巨大障碍。

贫穷就意味着任何东西都不充足:医生和护士、隔离病房、医院病床、实验室、医疗用品、救护车、对接受检疫的人员提供日常供应品,甚至是防护手套和尸体袋。交通和通信系统较为原始。在农村地区还有某些城市,根本谈不上对疑似病例和实验室结果的实时报告问题。

许多农村地区没有任何方式的通讯覆盖,甚至没有移动电话。每天一些有症状病人被遗留在社区,等待检测结果或者被运往治疗中心,这给病毒带来了多个传播机会。

政治方面的冲突和动荡使人群对政府当局及其政策和建议、军队和公共卫生系统产生了极度不信任。人们在遇到几乎可以保证会出现爆炸性传播的疾病时更愿意到传统治疗师那里求治。

对外国医护人员甚至更加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程度经常会达到暴力反抗的地步。在某些国家,政治上的竞争派别利用发生的疫情来宣传自身的行动计划。

事实上,文化信仰和做法被证明属于其中一个最难解决的障碍。应对方用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冲破这一障碍。

许多社区一开始曾拒绝承认埃博拉的存在。一些谣言传播开来,什么所有这些“埃博拉事务”仅仅是:政府官员们为捞取国外资金而做的一点事,目的是填充其个人财富。

为了回击这些还有其它一些谣言,卫生官员传递的信息是,埃博拉确实存在。事实上,这是一种没有疫苗、没有治疗办法也不可治愈的极为致命的疾病。

这一信息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医院不能给人带来希望,社区就认为在自己的家里照护受到感染的亲人属于顺理成章的事,在家里他们可以在熟悉的面孔之前离去。传统文化信仰也主宰着与尸体清洗、净化和爱抚有关的殡葬习俗,这些尸体在死后若干天依然极具传染性。

即使组织成立了安全埋葬团队并且很快处于工作状态,但秘密进行的不安全埋葬做法并没有停止。世卫组织估计,三个国家发生的所有感染病例中高达四分之一与殡葬高危做法有关。

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必须对社区提供帮助,使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理解控制措施的重要性。简单的告诉他们“这样做”或者“不要那样做”是行不通的。“听取人们的意见”是学到的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

当社区自己看到在家里隐藏病人可能会导致整个家庭的灭亡时,他们就找到自己的方式将健康人与感染者分隔开来。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辨认并且隔离密切接触者,且不让带有症状的旅客进入村庄。社区行为的这些转变有利于将某些早期疫情热点控制下来。

可否更早利用数字化通讯交流系统和互联网网络来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并带来改变?鉴于在这次危机期间的实际情况,我心存一些疑惑。

如果信息得不到相信或者内容欠妥,通讯交流技术又怎能带来帮助?正如我们所学到的那样,当技术干预与文化相驳时,文化将永远是赢家。

近些年来,同样在与世卫组织合作情况下开发出了若干数字化疾病发现系统。这些系统利用专门的软件应用程序,用九种语言搜索公开网站、新闻社、讨论小组和博客中的用来提示可能出现疫情或者其它突发卫生事件的单词和短语。

在许多情况下,这类疾病情报的电子收集做法形成了有效的实时早期预警系统。

在西非,有两个原因使这些系统的有效性打了折扣。首先,这些国家根本没有现代化电讯系统。数字化疾病发现系统可以捕捉到的卫生相关数据很少。

这是世界上的穷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占世界人口60%的约85个国家并不具备用来收集、记录和分析哪怕是最为基本的卫生数据的可靠系统。这些国家并不登记出生和死亡,也不调查或者记录死因。

其次,热带地区多数贫穷国家面临着疟疾、拉沙热、伤寒、黄热病、霍乱和登革热等其它传染病的沉重负担,这些疾病会出现与埃博拉类似的没有特异性的早期症状。在背景噪音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几乎普遍存在薄弱性问题的监测系统如何才能捕捉到不寻常疾病事件?

在其它一些具备强有力信息技术系统的国家所得到的经验表明,这会带来某些积极结果,同时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2014年7月,出自利比里亚的一名飞机乘客将埃博拉帯到了尼日利亚拉各斯,后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一个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拉各斯有大量人员挤在鲜有卫生设施的贫民窟里,且有大量人口每天在这一城市进进出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预测会出现灾难性城市疫情。

这个结果从未发生。尼日利亚卫生当局很快捕捉到了首位病例,并在美国疾控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世卫组织和私立部门的支持下作出了大力应对。为该国消灭脊灰规划开发的先进技术得到重新利用,支持搜索首位埃博拉病人的接触者,追踪传播链并且实时报告结果。

尼日利亚拥有绝佳的实验室支持和良好隔离及检疫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该国能够将埃博拉病例数量控制到仅有的20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人员能够将这些病例逐一与始于这位利比里亚飞机乘客的传播链联系起来。

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国家,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信息技术可使恐惧的蔓延速度快于病毒本身。埃博拉并不通过空气传播,只有当与感染者体液出现十分密切接触的条件下才可传播,这些得到文件良好记载的事实并不能驱散这类恐惧。事实上,在生活和卫生系统发展良好的高标准国家出现输入性病例之后发生的后续传播危险极低。

尽管存在这些事实,多家航空公司还是取消了前往西非所有地方的航班,一些国家拒绝向来自疫情国家的旅行者发放签证。航班的取消为这三个国家急需的人员和设备转运造成了极度困难。

除了妨碍国际应对的速度之外,这些措施使三个国家进一步与世隔绝,并且蒙受污名。

女士们、先生们,

我把这些想法留给你们。

我认为,首要重点必须是建立起运转良好的卫生系统,尤其是在那些容易受损或者脆弱国家。运转良好的卫生系统包括监测和实验室服务,也包括在人们的住家周围提供全面保健。

监测功能不仅仅是可以早期发现疫情,也可以发现像是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现得早就可使治疗可能性达到最佳并使费用降到最低。运转良好并且具有包容性的卫生系统可对政府建立起信任,也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

它可提供为保护人群免受突然冲击所需的那种抵御力,而不论这些冲击是源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还是失控的病毒。

谢谢大家。